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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第一次亮相世界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舒泰峰   2007年05月21日 11时40分 
   [ 相关资料 ]  主题分类: 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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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中国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亮相,开创了律师工作的新纪元,成为我国拨乱反正以来,依法办案的典范。

  江青选择自己辩护

  当时,要求请律师为之辩护的被告人有6人:江青、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而江青是最早提出委托律师问题的。

  1980年11月13日,在秦城监狱,律师小组组长张思之和另外一位叫朱荣华的律师见到了江青。见面的目的是要确认江青是否接受他俩作为辩护律师。

  江青提出想请史良、周建人和刘大杰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我对法律还不很精通,加上在法庭上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想请一位律师顾问,替我说话。”张告诉她,“这个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你的要求出格了。”

  江青接着问:“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得到解答后,她立刻说:“检察人员还没有和我把事情说完哩,怎么就起诉了?这本来是党内的事情,怎么会起诉?”张思之向她解释:现在你的问题不是什么党内问题了,而是经审查核实你的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构成反革命罪而被起诉了。江青突然将声音拔高八度:“起诉我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我要控诉公安部,对我搞‘突然袭击’,他们哪里是侦查,是法西斯‘绑架’,把我扔在地下室水泥地上,6个小时没人管,6个小时……”

  张思之不得不打断她,告诉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到底请不请律师为她辩护。江青不直接回答,而是说:“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跟我辩。他们,叶、邓,立场跟我不一样。一样,我就不到这里来了。”

  朱荣华律师再次要求她做出明确答复:请还是不请律师辩护。这时,江青又红了眼圈,低下脑袋,轻声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身份委托。”然后又说要再考虑考虑。会见结束后大约半小时,江青表明还是想请律师,想要姓朱的,但不要姓张的,“那是个什么‘长’字号的(张思之时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态度不好。是叶、邓的人。”

  后来江青并没有请律师辩护,而是选择了自己辩护。

  李作鹏:辩护好比敲边鼓

  从秦城监狱回到北京当晚,张思之被告知李作鹏要找个律师。张思之请了刑法专家苏惠渔一同去见李作鹏。会见一开始,军人出身的李就表示:“我的罪行、错误不要求你们辩护,是我的,我承担;只要有真凭实据,我不抵赖。我的肩膀还是硬的,扛得起!”不过,李也明确表示对有些问题有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做出结论。”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知道李的脾气“又臭又硬”,担心他在法庭上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就让辩护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

  见面之后,李似乎猜到了张思之他们的来意,主动说:“我写了份自我辩护提纲。”张思之一听,正中下怀,不料李接着说:“缝到棉袄里了。”他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张两次提出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李才拿出了这份长达五六千字的自我辩护提纲,其中对涉及他的每一项重大罪名做了辩解。谈起李作鹏,张思之说:“他态度还可以,在法庭上还算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在后来的庭审中,张思之为李辩掉了两条大罪。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进行宣判,李作鹏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获刑17年。之前,在庭审后与律师的见面中,李对张和苏说。“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为姚文元辩掉一条罪

  第一次与姚文元见面,出乎张中律师的意料,姚吃得很胖,红光满面,说明生活上对他照顾得很好。一见到律师,光头、矮胖的姚文元又是脱帽、又是鞠躬,显得很谦恭。

  张中后来与韩学章做了姚文元的辩护律师。

  见面之前,张中事先了解到,姚的态度是认错不认罪,把什么都归为路线错误。这样,张和韩也运用了一个策略,他们让姚先讲事实,比如如何迫害上海市领导人陈丕显和曹荻秋,如何支持济南武斗等。“姚讲得头头是道。最后问他事情的性质。他慌掉了,不得不认罪。”在后来的庭审中,韩学章和张中为姚文元辩掉了一条大罪。起诉书的第46条指控姚文元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证据是姚于1976年5月7日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

  而辩护律师认为,1976年5月,正是“四人帮”猖狂一时的时候,不可能预料到5个月后他们的覆灭,因此他的话与策动叛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最后判决中,这一条罪名未成立,姚文元最终获刑20年,原本他很可能是无期徒刑。

  吴法宪痛哭感谢律师

  今年82岁的马克昌当年是吴法宪的辩护律师。

  他回忆到,吴法宪曾给预审员下跪过:“我犯的罪很大,枪毙我是应该的,但我有老婆孩子;希望给予宽大。”他不但对自已的罪行如实交待,而且写旁证材料也写得最多,揭发黄、叶、李的材料有20多万字。

  马克昌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吴见面的情形。吴的配合出乎律师的意料。起诉书第18条指控林彪、叶群等人和吴诬陷、迫害罗瑞卿,诬陷罗“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律师请吴谈谈对这一条指控的意见。“这一条我的罪多了。”吴法宪一桩桩道来,总共说了自己的6条罪行。

  在后来的庭审中,马克昌为吴法宪做了认真的辩护。起诉书中指控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使林得以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马克昌在辩护中指出当时吴法宪并不知道林利用他交给的权力组织‘联合舰队’,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活动。

  马克昌的辩护引起了旁听席上的低声议论,有人说:“律师还是真的为吴法宪辩护呢!”这也引起检察员冯长义的不满,他说,律师的辩护轻视了吴法宪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作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此时的吴法宪已经感动得哭了。庭审下来,他就要感谢律师,“10年来没有人为我说过好话了!”

  律师作用受到肯定

  张思之和马克昌曾有过一个统计,在这场特别辩护中,他们为5名被告辩掉了7条大罪。

  除了当庭辩护,律师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在起诉书中,有一条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律师对此进行研究后认为,王、张、江、姚分别是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他们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意见,尽管内容是对周、邓的诬陷,但在做法上还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因而不应认为是罪行。

  但是鉴于这一罪名重大,律师们并没有公开对此进行辩护,律师组私下向上面作了反映,最后这一条在审判时没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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