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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实际考察和理论论证——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一书
      常明胜 曲新久   2018年11月01日 16时43分 
   [ 相关资料 ]  主题分类: 刑法刑诉 
 “法人犯罪”相关资料:新闻动态 法规文件 典型案件 论文文献
 “刑事责任”相关资料:新闻动态 法规文件 典型案件 论文文献
 
  何秉松教授主编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一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出版),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上对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阐明了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归责方式与原则。并对我国刑法上规定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和解释,从基本观点到具体论述均有所突破和创新,是刑法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理论著作。

  本书的重大突破。是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确立了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个人责任和法人整体责任一体化为基础的刑法和刑法理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论证。这一理论的最基本内容是:“法人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法人的刑事责任就是人格化社会系统的刑事责任。”“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整体责任,即法人系统整体的刑事责任。”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上述观点是可信的:

  1.正确的基点。作者将研究的基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正如劳动创造了人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法人。”⑴而“法人犯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法人犯罪与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⑵

  2.系统的观念。作者将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引入法人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认为法人是一个人格化社会系统。首先,因为法人是一个社会系统,所以离不开自然人和自然人的自觉的活动。但是,系统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整体性。法人的整体性,决定了不能把法人的意志和行为归结为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尽管法人这一社会系统的整体意志和行为要通过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表现出来。同样,法人内部成员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如果脱离了法人这一整体。也不能归为法人的意志和行为。所以,法人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负责,我们既不能把法人犯罪归结为个人犯罪,也不能将个人犯罪归结为法人犯罪。其次。因为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它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但是,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系统的功能主要地取决于系统的结构。“虽然从整体上看,法人系统整体对其构成要素的自然人起着统率的、主导的作用,规定着自然人的性能(能力、作用和行为),但从法人系统内部结构看,法人又是以自然人为中心,依赖于并从属于自然人,自然人的性能如何,特别是掌握法人领导权的自然人的性能如何,对法人系统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了有效地遏制法人犯罪,除了必须追究法人整体的刑事责任外,在法人系统内部对那些在法人犯罪中起重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法人成员,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作者得出结论说:“在法人犯罪中,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即法人犯罪),两个犯罪主体(即法人和作为法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两个刑罚主体(在两罚制的情况下),或者一个刑罚主体(在单罚制的情况下)。”⑶

  3.比较的方法。本书作者提出的“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是运用比较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德国基尔克的“有机体论”、英国的“法人代表的另一个我论”、日本板仓宏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法人刑事责任是整体责任的概念,但是,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整体责任的基础上,因而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本书作者对国外的法人刑事责任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抓住了法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人格化社会系统这一基本特点,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合理内核,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的理论。

  综观全书,本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1.材料翔实。(1)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刑法学界对外国的情况了解不够。为此,作者在第一篇“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全球性考察”和第二篇“法人刑事责任的比较研究”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地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以及理论上关于法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各种学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描绘出了国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为作者科学地阐明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创立法人刑事责任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本书作者还对我国的法人犯罪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考察,特别是在“我国的法人犯罪”一章中,详细地考察了我国法人犯罪的基本情况与特点,揭示了我国法人犯罪与商品经济的密切联系,得出了“惩罚法人犯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的正确结论。(3)本书在“法人犯罪与我国的刑法理论”一章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国法人刑事责任肯定论与否定论所争论的主要内容。这些材料的客观介绍与系统整理,无疑会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对手才是永恒的朋友”,一种理论的发展往往更多得益于反对派的启发与推动。应该说,法人刑事责任肯定论的每一个进步,其中都包含着否定论的贡献。

  2.内容丰富。本书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许多问题展开了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作者对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问题,除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这一观点外,还包括有:(1)对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立法、司法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的预测。例如,作者在分析了国际上各主要国家法人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情况之后,认为法人刑事责任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是:法人刑事责任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法上予以承认,并且其范围将不断扩大,法人刑事责任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刑法典(即法典化),法人刑事责任将从刑法领域扩展到刑事诉讼法领域以及法人刑事责任的多样化。(2)法人犯罪与我国刑法总则的适用。本书作者论述了法人犯罪与刑法的效力范围、法人犯罪概念、法人犯罪构成、法人犯罪与定罪、法人犯罪与共同犯罪、法人犯罪的刑罚与适用等问题。同时指出,把刑法总则适用于法人时,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法人犯罪的特点灵活运用。这无疑应当作为解决法人犯罪与刑法总则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3)我国刑法分则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大都是分则性的条文,且非常繁杂,有的规定在单行刑事法规之中,有的规定在附属刑法之中,还有的是通过司法解释将某些犯罪规定适用于法人。本书结合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情况,对这些规定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解释,内容全面而具体,对司法工作人员办理法人犯罪案件很有指导意义。(4)法人犯罪与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基础的,随着法人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上的承认和发展,这就要求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改革。本书虽然没有全面地论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如何进行改革,但却对当前处理法人犯罪案件中急需解决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3.脉络清晰。从总体上讲,在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领域,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我国,理论落后于实践几乎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本书抓住了这一特点,按照从国外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逻辑线索展开论述。即首先论述客观存在的法人犯罪情况,接着阐述立法与司法的实践情况,最后论述法人刑事责任问题。

  本书对于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研究,优点和特点还有很多,但就总体而言,全书关于法人犯罪与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的论述,还显得薄弱,法人犯罪与刑事诉讼的适用问题,也未能全面展开,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例如:

  1.关于法人犯罪中,法人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的探讨,仍有深化的余地。本书作者主要侧重于从系统论的观点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了作为法人构成要素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这是由法人系统整体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是深入分析法人犯罪内部结构的结果。”“为了有效地遏制法人犯罪,除了必须追究法人整体的刑事责任外,在法人系统内部,对那些在法人犯罪中起重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法人成员,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⑷在我们看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刑事责任的根据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伦理的角度去探讨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则更为重要。因为刑事责任的伦理根据,是刑法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是刑法正义性之所在。我们认为,作为法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之所以要承担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就在于自然人在法人犯罪中具有意志选择的自由。作为法人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来说,其意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的意志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而是法人整体意志,因而法人应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其名义,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但另一方面,法人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在其代表法人进行社会活动时,同时又是以独立的人格参与社会关系并进行社会实践,他具有选择实施合法行为的自由,但是他竟然选择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渊源。本书作者将1987年《海关法》颁布以前的许多附属刑法的规定也作为法人刑事责任的直接法律渊源,是值得商榷的。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49条和第110条是否属于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模棱两可,大可争论一番。但是,作者书中所列举的1987年以前的许多附属刑法的规定(参见该书372至374页)是难以作为规定法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渊源的。因为从当时的立法情况来看,立法原意之中是不可能包含法人刑事责任内容的。当然,在现今条件下,司法解释以及直接审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法官,是否可以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认定象假冒商标、偷税、盗伐林木甚至于杀人、伤害等犯罪,也可以由法人构成,则是法律解释学应当认真研究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因为在解释学上,是意思先于解释还是解释先于意思这一根本性问题,本身还没有定论,而在刑法中是否应当允许解释先于意思,从而做出超越法律原意的解释和理解,则更是一个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3.关于法人犯罪的概念。本书作者正确地指出:“从犯罪概念的角度看,法人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根本区别,只是犯罪主体不同,法人犯罪是法人整体犯罪,而自然人犯罪则是个人犯罪。”⑸因此,法人犯罪构成问题不宜在法人犯罪概念中一并加以解决。但遗憾的是,作者在定义法人犯罪概念时,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一思想,仍然过多地涉及了犯罪构成的内容,如将。违反法律规定或不履行其法律义务”、“故意或过失”这样一些犯罪构成内容,也包括在法人犯罪定义之中。实际上,法人犯罪概念只要简洁地定义为“法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可。

  4.关于自首问题。本书作者认为,只有当法人成员代表法人投案自首并且交待法人整体犯罪的罪行时,才是法人投案自首。这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法人成员代表法人投案并如实交待了法人的罪行以后,法人成员为自己免受惩罚而逃避裁判,那么法人整体还能否被认为是自首呢?如果不认为是自首,那么“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法人成员虽然跑了,但法人组织却跑不掉,所以它仍然要接受裁判。如果认为是自首,那么,若是后来的法人代表人(他本人并不是犯罪主体,只是代表法人)根本不承认前法人代表人交待的罪行,并明确表示不愿接受国家裁判,又当如何?

  5.关于时效问题。作者认为,在两罚制情况下,法人犯罪的追诉时效,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以刑法上所规定的法人成员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依据,适用《刑法》第76条。但问题是,如果在法人犯罪中,只有法人一个犯罪主体时(比如说法人内部成员的刑事责任无法确定而只能不认定),应当怎么办呢?

  尽管《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一书,还存在着上述一些值得商榷和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本书关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的提出,我们认为基本上解决了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问题,为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如果本书作者能够在以后的修订中,对上述问题加以补充和完善,会使本书更加完善。

  【本文原载于《中国法学》第1992—4期】

  【作者介绍】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⑵《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第3页。

  ⑶同上书,第485页。

  ⑷《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第481页。

  ⑸《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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