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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张宗亮   2018年11月02日 16时21分 
   [ 相关资料 ]  主题分类: 刑法刑诉 
 “罪刑法定”相关资料:新闻动态 法规文件 典型案件 论文文献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于是作者继《罪刑法定:理念、规范与方法》一书出版之后,将思考的重点放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突破上,正如作者所言:“罪刑法定的司法化依赖于方法的得当,因此,关注罪刑法定与法律方法的内在联系,研究罪刑法定实现中的法律方法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⑴经过努力,《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一书,于2010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呈现了又一部法律方法与部门法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也是《法律方法文丛》的重要作品之一。

与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著述比较,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法律的躯壳在于“立”而灵魂在于“行”。作者以罪刑法定的实现为选题,以法律方法论为角度进行写作,由立法视角转向司法视角,实现由立法、学理到司法视角的转变,将研究重心放在对罪刑法定司法化与法律方法运用的突破上,突出选题的实践意义,凸显法学研究的实践品格。

  第二,作者采取纵向设计、横向展开的研究进路。纵向上循着机械适用、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的法律方法论转型之进路,从历史到现在;横向上从他国到我国,对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运作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对比和分析。写作期间作者曾到美国南德州法律大学访学,借访学机会向国外学者请教、一起研讨进行资料收集,获得了灵感,同时大大增强了资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第三,站在刑事法治的立场,深入探讨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过程中法律方法的运用,将抽象的充满哲学思辩魅力的法律方法与刑事个案相结合,根据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复杂关系确定法律方法的运用,为法官裁判刑事案件提供一种更具实用价值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范例,对于司法实践中探寻合法又合理的个案裁判思维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于建立法律方法与刑法部门法的联系和推进在刑法领域对法律方法论的认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四,针对我国法治后发的现实,作者提出三段论演绎推理的逻辑有效性仍需肯定;应充分发挥刑法解释、法律论证在构筑刑事个案裁判前提中的作用;个案裁判包括刑事个案的裁判,法律方法的运用不是某种单一方法的运用,而是法律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等颇具实用价值的观点。通览全书,作者的中国问题意识突出,中国语境思考解决问题的立场鲜明。

该专著读后给人印象最深、启发性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罪刑法定生成过程的考察,为我们揭示出一幅了解近代严格法制时期西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罪刑法定生成的清晰的画面。大陆法系的特点更为突出,将罪刑法定绝对化,倡导法律形式主义,把罪刑法定之“法”限定为成文的、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在法的基本属性上强调法律表现形式的确定性;在法的价值取向上把维护个人自由放在首要地位;将司法作机械适用模式的设计,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逻辑思维模式。几乎在同一个时代,英美法系同样曾存在过机械法理学,严格的先例观念及通过制定法对普通法犯罪的严格限制的实践。这场大试验或者更准确地说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尽管以在实践中行不通而告终。但联想其在欧美走向法治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法治起步较晚的我国是重要的启迪。

  第二,刑法解释在作者的写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阅读此部分的论述,我们既能够对多国和地区的刑罚解释理论和司法判例有较全面的了解,更能够让我们体悟其深刻的内涵和背景。通过对我国近年来解释实例的写实型描述和理论分析,将我们带到我国当下刑事个案裁判中,思考应该选取的解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在这其中,明确我国的法治目标和所处的阶段和价值定位非常重要。

  法律论证是为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几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沿的方法论学说,为我国法理学者引介,成为法律方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与此同时,在我国,新刑法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作者将法律论证引入刑事裁判,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将法律论证理论运用于刑法的适用,对于刑事司法裁判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三,刑事裁判中的法律方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方法的鲜明特点。霍姆斯大法官一句经典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⑵然而,一旦进入刑法领域,一切便得异常慎重。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事个案裁判中解释和论证的严格限定性。作者特别就刑法解释与民法解释进行了比较,并明确法律论证在罪刑法定实现中的立场。关于前者,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刑法解释权被严格地限制着,只能进行“从严解释”。关于后者,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被视为刑法的铁则,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保守性、封闭性特征,使得法律论证的适用空间较其他性质的案件更窄。既合法又合理应是法官裁判的价值追求,刑事裁判也不应例外,但罪刑法定原则下合法与合理的关系协调更要慎重,在入罪时要强调合法同时兼顾合理,当刑法事先无规定时,无论怎样论证也不能通过论证来设计一项入罪新规则,以对某人、某行为进行追究;出罪(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时则要强调合理兼顾合法,相对而言法律论证的空间要大些。

  第四,关于刑法渊源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关注刑事个案裁判的另一个问题域。当问到什么是罪刑法定原则时,了解刑法的都能够回答出我国立法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但这里的“法”是指什么?又如何理解“法定”?作者立足于法律方法的视角,将上述问题用刑法渊源的论题进行展开,将刑法渊源分为刑法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对于后者以“影响法官解释刑法的材料”为题出现,并对常见的影响法官解释刑法的材料如习惯、学理等进行了如实的列举和客观的评价,除能够提升对刑法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及其关系的认识之外,同时为我们开展后续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话题,如对学理如何进入刑事裁判,习惯如何进入刑事裁判等问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除以上所引的几个方面的论述外,作者还提出了其他许多很有启发的见解。如作者对英美刑法解释的特殊性的考证、结合法律论证对刑法空白罪状司法识别的研究,可以说均是该领域填补空白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和观点的提出,对于我国解决刑法稳定性与变动性之间的关系、判例在我国法源地位的定位、空白罪状情形下的找法和对法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作者研究得不完善的地方也较明显。作者沦及的有些内容,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未找到具体的答案,如在“通过论证实现罪刑法定”一章,开头引用了几个案件,但对案件的分析和解决的法律方法及方法运用的思维缺乏细致的描述。对有些问题仅作了描述,并未给出确切的答案,最典型的是关于刑法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对有的话题的考察,资料还显得不是十分充分,如“严格法制时代英美严格程序规制的罪刑法定”部分,参考的文献较为单一,并缺乏英文文献资料的支撑。当然,这些不足的出现,有的是出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有的是属于待研究的问题,真诚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刑法领域法律方法研究中来。

  【本文原载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第2011—3期】

  【作者介绍】作者系山东警察学院教授、学报副主编。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王瑞君:《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⑵The Common Law,第1页。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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